【述往】

　　作者：张曼菱

　　2009年春，在北京病院一间寂静的病房里，重病中的任继愈艰苦地书写下几个名字，交给了我。他写了梅贻琦、胡适、傅斯年，却没有写蒋梦麟。

　　“我佩服梅贻琦，我不信服蒋梦麟。”这是任继愈先生在性命的最后时刻对我说的。

　　任先生是一个出言不逊的人。普通他只用确定语，话中有话让你自己懂得。然而此时，他却用了一个强烈的对照，对自己的校长提出了责备，语气坚毅。

　　西南联大学人广泛对梅贻琦校长怀有深入情感，不分“三校”之界线。抗日战斗是一场“国难”，我理解，任先生这话直接针对两位校长在忧患中不同的担负态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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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从东三省失守，梅贻琦已知，中国“与日本一战”不可防止。他苏醒而迅速，提前转移清华装备与物质，将准备建校的工程款放到长沙去盖楼，为后来的师生提供了战时教学的可能性。梅贻琦也从此肩负起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大名校的存亡之责。

　　梅贻琦有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巨匠之谓也”的浩然大气，有八年“不弃不离”的职责坚守。蒋梦麟则初始反映敏感，以致北大面对“七七事变”猝不迭防。及到了长沙，面对简陋的校舍他颇无信念，将“长沙临大”称为“由混淆水手把持的危舟”。很快，蒋梦麟离开了这条波涛汹涌中的船。

　　任先生的话蕴含着对战时大学艰巨成全的休会，及他终其一生对志节的追求。

　　同年夏天，任先生辞世而去。仲秋季节，我登台湾，代他逐一祭扫诸校长墓地。

　　忧?患

　　任先生代表着那一代“生于忧患”的学人。在西南联大，他前半段是学生，后半段是教师，与这所大学相始终、共运气八年。

　　“七七事变，正值暑假。那时我家在山东，回不来了，报纸上有个广告，说是北大、清华的学生到长沙去聚集。”

　　任继愈去长沙报到。开学后，暴发了“是上火线仍是持续读书”的剧烈争辩。一些学生上了前线。争论由钱穆作了归纳：为国家保住“读书的种子”，用上前线的精神来读书。

　　住在岳麓山寺庙里，夜间，任先生听见虎啸，早上出门，看见寺院外树枝上的虎毛。在这半壁江山里，他兴趣盎然地考核，看到儒道释同居一山的景观。当时，他离毕业还有一年，正在考虑自己在哲学中的研究方向。

　　任先生有一张刚达到昆明时的纪念照片：一个衣着灰白色棉军服的青年。那套服装是当年长沙常设大学的“步行团”分开长沙奔赴昆明的时候，张治中将军送给他们的，一人一套，还有雨伞水壶等行军设备。

　　日本飞机轰炸长沙校舍，对学校大有跟踪追迹剿灭之意，“长沙临大”大量师生家眷从香港绕越南去昆明，同时组织了一批意愿者步行转移。

　　这是一个悲壮的支撑。学校当局认为，如果全部职员都从海外转移，那将是一种羞辱。必需有一支人马代表着这个学校，从还存在着的领土上走过去。

　　闻一多等抉择了步行，任继愈取舍了步行。在采访中，我发现许多有抱负有刚性的学长都挑选了步行，兴许是步行练就了他们后来的刚性和志向，也许他们原来就有些不同凡响。

　　任继愈说：“当年国弱，而‘民气’仍然不可被驯服，是当时鼓励和支持师生们的一个精神源泉。”步行团走过贵州，一路上见到国民背盐为生。“我看到中国的民气始终不衰，穷困是困窘，志不穷，人穷志不穷。所以骂人当汉奸是最重的一个词，比骂他祖宗什么的都还重。”

　　“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??就是从上到下不愿当亡国奴。老乡们也是这样。小日本非把它打跑不可。当时的生活很艰苦，很苦楚，然而日自己来，他就不能忍耐。打日本，他们是很积极的。有志气，民族志气。那时候，我就感触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渗入渗出在十字街头里头，不光是在上层。所以我从那时起就专攻中国哲学史，过去我在大学学本国哲学多一点。”

　　正是通过步行，任先生对这个苦难中的民族发生了深刻的理解与信心，从而选择他一生的事业。这样志存高远的学人，在那个时代不常见。他们成为中华民族振兴之路的中坚。

　　西南联大文、理、法学院在云南蒙自居住时，师生们常去一个小铺喝粥。吴宓教授为小铺主人写过一副对联：“无名安市隐，有业利群生。”任先生专门讲了这件事。他说，那位熬粥的雷氏非正常街市之辈，他常与联大的师生们交谈，从时势到历史。

　　那个时期的大学鸿儒，对于边地和民间存在深刻的理解与同情、观赏。大学“南迁”之旅，使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精神走出了象牙塔，士大夫之气节与民间之民气相遇、相鼓励，这是一次民族精神的再造。

　　任先生保持着这条“接地气”的途径。他曾对我说：“我很爱好云南人这个民风，十分朴素，这个无比宝贵。”令先生深深悼念的，是当年战时大学那股精神有寻求的浓烈气氛。

　　在《〈西南联大启示录〉观后感》一文里，任先生写道??

　　“抗战成功后，日本投降，西南联大遣散。三校各回原址办学，生涯条件、教学前提都有了明显改良。三校离开后，各立门户，日子过得还不错，总觉得仿佛还缺乏点什么。西南联大的形象长期留在人们记忆里，历久弥新。”

　　淡?泊

　　看一个人对什么事件器重、投入，可以晓得这个人的信心和价值观。

　　摄制电视片《西南联大启发录》是一个艰苦浩繁的工程。我从1998年开端拍摄，到2003年春天在央视播出，其间三次率摄制组采访任先生。他素来不说过：“为什么不筹备周全了，一次问完？”实在，他是有理由这么说的。

　　任先生是以导师的睿智，海涵与宽容着我步步深入的认知过程的。我拜访的内容，从他参加“步行团”的一段阅历开始，到总结阶段讲释冯友兰碑文。而最后一次采访，是央视10频道《探索发现》栏目已决议播出，在改版时，须要增加“师生撤退”的细节，我又来恳求先生“临阵填空”。

　　任先生从来没有以“大人物”自居，而是把本人当作是西南联大的一砖一瓦，随时能够添上。他还提供应我一个收藏本，是日军进北京时拍摄的，那些图片从来未曾问世。

　　2002年秋，《西南联大启示录》在北大勺园会议厅开研究会，名家云集，大家都等着任先生来发言。我电话督促，任先生说，因夫人冯先生有恙，故不出门了。

　　2003年早春，《西南联大启示录》因为一些史实上的异议播出忽然遇阻。寒风凛冽中，任先生呈现在北大图书馆的石阶前，他一手拄杖，点路前行。他只有一只眼的视力，却不要我上前扶持，一蹬一蹬地以杖引路，走进会议厅，来参加这个应对“播出遇阻”的校友理事扩展会。

　　沈克琦先生告知我，任先生个别都不加入校友会开会。

　　烈火真金。会议上，任先生第一个发言。凛然而来，启齿却温柔。他说：“《启示录》是很有意思的好电影，应当鼎力宣传。”

　　任先生让我清楚，如何用不张扬的语言，讲出那种“有骨头”的话来。

　　回到昆明，我给任先生打电话。他问：“咱们的《启示录》怎么样了？”他把这部作品称作“咱们的”，给了我勇气和暖和。

　　在诸多老校友们的鼎力争夺下，《西南联大启示录》终极重获活力，进而取得中宣部“五个一”工程奖。任先生给我他写的评论文章《〈西南联大启示录〉观后感》，却又告诉我：“不发表，是给你看的。”在文章中，他以历史“见证人”的身份表彰这部纪录片，说它实在，不张扬，是“积少成多”“积沙成塔”之作。任先生还说，我是“用西南联大的精神制造这片子”的，对我鼓励有加。文中没有直接批驳“不足”，而是供给大批史实弥补了西南联大的“文科成就”，这一方面至今为人们所疏忽，也是片子的不足之处。

　　任先生重视内在传承和知音交换，类于古风。他貌和神谦，内藏铁骨铮铮，将信念贯穿于学术与人生。

　　“中华民族发展至今，有两个追求是奇特的：一是重‘统一’，一是重‘气节’。凡时局动荡、朝代变迁，好汉和诸子百家，都是力求统一天下的。只有‘统一’，才干发展。对中华民族而言，同一是正常的，不统一则不畸形。在这些动荡中，‘气节’，是中国人看重的精神色操。”

　　在文明与“气节”的关联中，始终存在一种精力价值的取向。王国维曾说过：屈、陶、杜、苏四人，即便没有文学蠢才，凭他们的人品也足以立世而惊天动地。

　　我将自己的书送任先生，他说：“你的笔很野。”我一愣，他却说：“这很好，别人想野还野不了呢！”

　　任先生曾对我说：“你到北京，就到家里来。”但有些人拟托我请先生“吃饭”。他却摇头谢绝。

　　任先生深谙进退之道。到暮年，他精简人生，采用了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智者决定，以高龄之身主持编撰巨型经典，坚持自己安静的环境。

　　有一次，我从昆明打电话从前，小保姆说，爷爷漫步回来，正躺在沙发上休息。

　　我说，等会儿再打吧。任先生却已经从沙发上起身，接过电话，和我谈起他新注的《道德经》。一周后，他亲手题写的新书就寄到我手上。

　　任先生说，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，可是有人将所焚之书的内容背下来，口口相传。这就是“诗书丧，犹有舌”。《尚书》，就是这么来的。他以史为据，点明了常识分子对一个民族所负有的义务，那就是发明和传布文化。

　　在我与任先生的接触中，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袭用古人的名言来说自己的观点。他总是说“大口语”，就像《菜根谭》，用最浅易的话。这是他已经构成的文化格局。这使我想到老子的“大音希声”。体味先生的深意，我认为：

　　一、是在学术上的身份清楚。他是现代人，是研究者，不是反复者。

　　二、是自负。他认为，以自己的语言完整可以表述今天的观点。

　　三、是辨别。他认为，古今有别，古人的意思不可完全地套在现代的事物上。

　　四、是重“当初”。他以为，活生生的事实正在发展之中，古代人应该使自己处于一种一直摸索与发明的状态下，而不是抱着保守的陈调。

　　任先生的“内养”到达了举重若轻的境界。他不必那些张扬的语言，也从不给别人以缓和感，老是淡淡的，轻言细语，时夹以“哎”，表白一种会心。

　　中国古人以“气”论“道”。任先生正是一个“买通了气脉”的知识分子。这股“气”贯串他的学术生活，支撑他的多舛人生。他恰是那位可以使我沉寂下来、实现一点事情、捉住岁月的道与德之师。

　　与任先生的情义，令我想起那句古话：“生不用封万户侯，但愿一识韩荆州。”

　　高?远

　　任先生的儿子任重对我说：“你每次来，他都特殊愉快。他喜欢跟你谈话。你们俩的思想是一样的。”与先生在一起，可尽情“高谈阔论”。

　　任先生终其毕生研究“老子”。他的立场及语气却是“节节退后”，越到晚年，越认为难解。每出一本新书，都会说自己本来的懂得还要商议。这种治学的精神，今世还有几人？

　　老子说，道是“无状之状，无物之象”。这个意思包括了世界的变更，趁势而成的法则，不拘一格的思考。老子的理念已经浸透到中国文化之中，诸如亏盈之道、祸福相随、事缓则圆、苦尽甘来等。在西方的哲学里，是找不到“应答”语汇的。

　　南沙沟玉兰开了，清茶绝对，坐在客厅里，四周是“国图”的那些大书厨。

　　我信口说：“道”就是智慧。“诸子”都是思维。而思惟是受“道”所统领的。所以，孔子求教于老子，“诸子百家”不与老子争辩。无论从个体生命，到世事沉浮，天下归属，无不与“道”有关。曹操、韩愈的文章大气澎湃，皆与“道家”相通。陶潜的诗受人爱好，因他有“纵浪大化中”的理念。大乘佛教和禅，都有道家的影子。

　　任先生高屋建瓴，经世致用。他说：假如没有道家，中国政权更迭的历史会更加残暴。是道家的理念，给了社会、人民与文化养精蓄锐的空间。

　　我对任先生说，我是离不开山水和自在的。

　　任先生笑云：这就是“道”啊！

　　冬天的昆明，我在翠湖畔，举着手机，让任先生在京城闻声海鸥的鸣叫。

　　夏雨飘落，我在信中寄上缅桂和茉莉的小花。任先生告诉我：“花还没干，还有香味。”

　　任先生屡次对我说：“咱们有缘。”

　　我问任先生：“我可以算是你的弟子吗？”

　　任先生怅然道：“你是入室弟子。”

　　任先生的哲学与宗教，门下自有高足。我是“跨界”的，一名“晚弟子”。

　　冯先生猝逝，我惴惴地去电话悼念。任先生安静地说：“年事大了。”一句话，表明了他对生逝世的“平凡心”。

　　后来闻知，任先生在休息两天后，依然逐日编书不已。

　　最近，任远、任重以子女身份在媒体上表露了任先生确当年笔录：“毛主席接见任继愈谈话经由。”看到先生的遗笔，墨淡纸轻，而骨子里的幽香却悠悠透出。

　　对这段旧事，有些人曾捕风捉影。而在任先生看来，这不外是“工作”。多少年来，他不愿动向同人及学生提及此事。

　　任先生在注明里写道：“毛主席激励个人的话感到没有必要写在这里，未记载在其中。”这简略的一句话，省略掉了当年毛主席对他的好评。这是何等污浊的心灵境界。当时他43岁，一位中年的哲学先生。

　　任远与任重在文章中有一段话，令人掩卷沉吟：

　　“人渐行渐远，凡事早该尘埃落定，时间，转变着所有。但是有时候正相反，过去不留神，没有深刻斟酌的事情，跟着时光的推移，在回想进程中，倒是觉得线索清晰了。消散已久的1959年在毛主席家谈话记载最近被发现，让我们联想起良多过去的事情，也对这几十年父亲的思想和为人有了更深入的懂得。”

　　任先生人走了，还在给这个世界注入清爽隽永的启示。这就是魂魄不灭吧。

　　2017年2月雨水于昆明

　　张曼菱，曾为天津作协专业作家，1998年返回云南，致力于“国立西南联大”历史资源的挽救、收拾与流传工作，创作有电视纪录片《西南联大启示录》，音像制品《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》，史话《西南联大行思录》等

　　两枚校徽

　　2007年秋，我至南沙沟。坐定捧茶，掏出新编的光盘合订本《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》面呈任先生。他约略一翻，说“等一下”，起身出了客厅。

　　任先生再来，手心中捧着货色。到桌上一开展，是“国破西南结合大学”的两枚校徽。色彩有别，分辨为学生跟老师所佩戴。

　　随我同去的记者们都上前去拍摄。我也拍了几张。

校徽（材料图片）

　　世人拍摄毕，任先生将两枚校徽再拿得手上，他拉起我的手，翻开我手心，将校徽放到我手中说：“昨晚接到你的电话，我把它们找出来了。就等着今天你来，送给你。”

　　见我愕然，任先生说：“这两件东西，送给你是最合适的。由于你有这个感情。一枚是我当学生的，一枚毕业后我留校任教的。背地的号码就是我当年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身份号码。这都记录入档的，在联大档案中能查到。”

　　任先生还说：“西南联大只有八年，像我这样上完了学，又留下任教的未几，所以这两枚校徽也很难得了。”事后，他对女儿任远说：“那两个校徽我给张曼菱了，我觉得给她最适合。”

校徽（资料图片）

　　简练的三角形带着一种纯粹的力气。任先生说，那后面的小铁杠，可以纽在当年人们的大布衫的前襟布扣上。如果穿西服就直接用别针。

　　越日，在“留念西南联大建校七十周年”的大会上，有人交给我一只信封，打开是一小札??

　　西南联大七十年世称办学的奇迹。这奇观无非是“五四”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继承。这种精神是永远前进的方向。

　　任继愈?二??七年

　　任远告诉我，她的父母晚年最常讲的一个字就是“寂寞”。我明确，这是“同志者稀”。（张曼菱）

　　学人小传

　　任继愈，有名哲学家、宗教学家、历史学家。1916年4月15日生于山东省平原县，曾师从汤用彤和贺麟传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，1941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毕业获硕士学位。1941年至1964年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。1964年至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。1987年至2005年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。曾任北京大学教学，中国宗教学会会长，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，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，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。因病于2009年7月11日清晨4时30分在北京去世，享年93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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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任继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、宗教学的教养和研究，学术成绩出色，影响深远，是用马克思主义态度、观点、方式研究中国哲学的优良代表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首创者和奠基人。他筹建了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，培育了多少代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学研讨人才。他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以来，踊跃推动藏书楼建设，为繁华发展国度图书馆的事业作出了重大奉献。

　　任继愈终生勤恳治学，敢于翻新，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。他在佛教研究方面的造诣曾被毛泽东同道誉为“百里挑一”。他撰写与主编的多种著述多次重版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者，其中《中国哲学史》四卷本长期作为大学教材，获教导部特等奖。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振兴，他先后组织引导和亲身主持了《中华大藏经》（汉文局部）、《中华大典》、新修《二十四史》、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》等多项大范围的文化工程。他还致力于推进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，为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主要贡献。他先后开办了《世界宗教研究》《科学与无神论》等杂志，在倡导学术研究、宣扬迷信世界观等方面，施展了宏大作用。

　　《光亮日报》（ 2017年05月03日?16版）